在医院设备科当了九年耗材采购员的刘新，去年下海，成为了一名耗材供货商。他高大、微胖，语气极其温和，以至于给人的感觉总是比他的实际身高矮一些，这符合其他人对一个“乙方”的想象。

　　“在医院时，日子过得很舒服，耗材商很多，医院是绝对的甲方。”刘新回忆。回溯历史，从90年始，国家对公立医院财政补贴不足，以药、以耗养医成为普遍现象。一方面，药企和耗材生产厂家飞速发展，货品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囿于事业单位编制的医生，长期收入水平低下，被企业们以药品回扣、耗材回扣等灰色收入“围攻”，一度成为他们劳动价值的畸形补偿，也是业内秘而不宣的潜规则。

　　像打地鼠一样，要避的重拳越来越多。在此次采访之前的两个月，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发布《浙江省医疗机构心胸外科类和类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要从价格层面对全省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用耗材进行管控，要求供应商在近两年内全国历史最低销售价格的基础上对上述两类耗材报价，最终形成的参考价要比前者下降20%，否则产品直接淘汰出局。

　　几乎是同一天，黑龙江省医保局发布的《关于调整高值医用耗材相关信息的公示》同样要求，企业按照产品在全国其他省份的最低价格向黑龙江省医保局申请执行。其中，一款起搏器类进口耗材价格从97000元降到了73000元，降幅达到25%；剩余的200多种耗材产品里，平均价格降幅为5%。

　　但刘新及其同行也明白，只要公立医院医生收入的补偿机制不到位，改革措施不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过是“骨科、心内科等高值耗材不好做了，诊断试剂又成了一门好生意” 。

　　去年，刘新刚转行做耗材供应商后，收入比在医院工作时只多了三分之一。他的同行笑他出来晚了。这个行业代理商云集，竞争激烈，代理商之间的竞争比拼的是多年来和医院、医生和厂家的关系。

　　大医院对病人有绝对的垄断权，大医院不缺病人，这个病人走了，还有下一个。它们一般不会考虑病人的承担力，对耗材价格也不敏感，这个特点使耗材供应商趋之若鹜。“比如上海一家大型的医院，都是一个品种有三个厂商的产品，像骨科，一般都有五六家七八家。大医院的市场基本上已经被进口厂商、国产品牌中的中高端产品占领。”刘新说道。但小医院还是以病人为主，它会考虑到病人是否能承担得起，对价格比较敏感。

　　粗略计算下来，出厂价为1000多元的吻合器，最后卖给患者的价格至少翻了3.5倍，大概在3500元左右。其他类目的耗材的加价幅度也在这一区间之内。据中国价格协会研究报告显示，医用耗材植入类产品从出厂或进口到医疗机构销售给患者，平均加价为2～3倍，其中，心脏起搏器零售价是出厂价的3.23 倍，导管为2.65 倍，支架为2.28 倍，人工髋关节为3.49 倍。

　　骨科向来是大家认为的医院“肥差”科室，耗材的使用量大，创收的机会也就多。《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的数据显示。2018年，在高值医用耗材市场规模中，血管介入和骨科植入的市场规模最大，分别为389亿元和262亿元。

　　同样在另一篇针对唐山市的一家三甲公立医院的调查指出，骨科类、手术辅助器械类、介入类及神经外科类四大类耗材在金额上共占全部使用金额的77%～80%，而每年在使用数量上占全部使用数量的90%左右，在使用数量及金额上均超过其他类别的耗材。

　　在回扣和绩效的驱动下，过度医疗行为滋生。八点健闻查阅论文发现，有关部门在对南京13 家医疗机构上半年医用耗材专项检查中发现，227 位患者的血管支架专项费用相比上一年南京医疗机构的招标价格多收116 万元，平均每位患者在支架费用上多支付5110 元。

　　改革是一种趋势。2015年5月，国办印发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也就是说，希望将耗占比——医用耗材在医疗收入中的百分比，控制在20%以下。

　　为了拧干医药流通中的“水分”，医改政策剑指药品和耗材加成。但在实践过程中，一些医院将原依靠药品、耗材加成获得的收入，转移到诊疗服务费和设备检查费等方面，与检查相关的耗材——体外诊断试剂，在一些地区的利润率和销售额大幅提高，甚至超过了心内、眼科和骨科等历史耗材大户。体外试剂在价格和销售量上均未被监管，供货商不需要经过阳光采购平台，就可以直接开票卖给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