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如同问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样，其实很不容易回答。假使招录公务员出了这么一道题目，你根据3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结果，回答说目的是为了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那就糟了。虽然这一回答十分客观正确，但是，因为你实际上是在同官方现在宣扬的“和谐”社会唱反调，暴露了自己危险的思想倾向，所以，即使题目也答对了，表明你确实是个人才，也决不会被录用。当然，我这只是“假设”，官方现在怎么会出这么一个看似简单而人们根本回答不了的问题？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为什么不会出这道题？官方的标准答案早在30多年前就已准备好了。当时，很多学者在宣传理论的文章中，千篇一律地向人们灌输说，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要求提高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可是实践的结果与此目的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不是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事实是居民消费指数占GDP比重30多年来竟然一直不升反降, 托物价上涨之福, 工资倒是提高了, 但是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仍然像改革开放前一样, 只有发达国家同行的5%左右，医疗、教育和住房成为压在老百姓身上新的“三座大山”。可见，官方这一标准答案不能成立，因为显然与事实不符。答问者遇到了两难选择。

　　或问，我既不愿说谎，又想通过考试，应该怎样回答？老夫教你一招，可以如此答曰：改革开放的目的，乃是为了促进GDP增长也。

　　据说具有里程碑历史意义的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今后一切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当时，这一决议可能获得了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认为这是走向民富国强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没人料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竟异化为唯GDP论。为了GDP增长, 甚至不惜废弃、否定与反对一切社会主义原则。例如，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不再提了，阶级斗争则被妖魔化，闭口不提中国人头上戴了一百多年“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是在什么时代和怎样摘掉的，反遭控诉，仿佛那个时代只有“伤痕”、“牛棚”。为帝国主义提供大量攻讦口实，何疑于汉奸行为。一些腐朽的旧观念沉渣泛起，“剥削有功论”曾被批臭，如今又吃香了。社会主义中国工农劳动阶级的领导地位直线下降，沦落为弱势群体。为人民服务被执政官僚们忘到九霄云外，因为这一理念对自己的GDP“政绩”毫无裨益，反而可能会有妨碍。对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不作一分为二分析，斥之为“僵化”的代名词。人的自私本性不能限制，反而应当鼓励，因为据某些学者论证，这种本性乃是产生经济活力的不竭之源泉……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善恶美丑的观念被颠倒了。改革开放到底是为了什么，可能官方还有的答案。但那些答案只要是冠冕堂皇的，都不可能得到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同。

　　改革开放是为了促进GDP增长，这一答案既不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可以满足执政者的虛荣心，可谓两全其美。官僚们至今还津津乐道于GDP, 因为这几乎是30多年来唯一值得夸耀的政绩。但是GDP增长犹如剃头担子一头热, 官僚们诚然热得发昏, 老百姓却对其越来越冷淡。如果说30多年前，当宣布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目标是使GDP达到人均1000美元时，曾激起许多劳动者美好的遐想，那么30多年后的今天，又宣称若干年后人均将达到1万美元，中国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会有多少人感动？勿须为老百姓对待GDP增长的冷漠加热，因为那是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而反映出来的理智表现，倒是有必要给官僚们疯狂的GDP热降温，这种“热”既不可取，也难持续，甚至非常危险！

　　因为，如果进一步问，追求GDP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各地官僚恐怕十之又将瞠目结舌, 回答不出所以然了。他们心里可能想着是为了政绩，以便保住禄位或升迁，但那好意思说出口吗？老百姓并不认可这种政绩，是由于它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相反，还可能给他们造成危害。昏官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GDP政绩，除了在某种场合可以沽名钓誉，和在一定时期使西方某些不知中国內情的头面人物虚惊一场，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

　　官僚们及受其宠信的某些经济学家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主要理由，是说这个制度“僵化”，“没有效率”，所以必须改而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那么照道理说，后者应当比前者更有效率（益）了吧？但实践往往是“捡芝麻，丢西瓜”。不错，从微观上看，有一部分企业单位在“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其效率（益）可能比在“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要高一些；但从宏观上看，则完全相反，算起总账来，大大地得不偿失。让我举例说明。请先看一则几年前的旧闻。2005年3月，《中国青年报》有一篇作者何益的文章披露，电信网络重复建设浪费了好几千亿元，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文章中说：

　　“‘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曾身居电信行业要职的杨贤足委员说，他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光是铁塔一项就浪费掉约240亿元。’杨贤足说，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小镇里，也经常能看到两个电信部门的铁塔并立。这两个铁塔，分别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真的需要两个铁塔吗？’在杨贤足这个内行看来，一个足矣。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两家国家控股经营的移动通信企业，由于没有移动基站（铁塔、机房等设施）资源共享机制，两家企业各建各的。他算了一笔账：建一个铁塔至少需要投入30万元。在现有的24万个铁塔中，如果其中1/3实行共建共享，就可节省投资240亿元。

　　“让他忧虑的是，国家发放新的3G牌照后, 势必有更多的移动运营商加入，如此，一个小镇可能会出现四五个铁塔，这不仅浪费巨大，还要占用大量土地。

　　“比铁塔投入浪费更严重的是干线光缆。理论上讲，全国有一个省际干线光缆就够了。而现在，每个电信商都有自己的网。建一个干线亿元以上，而目前五六个网并行，总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元。他们分别属于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网通、铁通。此外，广电部门和军队也在投资建设自己的网络。仅这一项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就将近1000亿元。

　　“杨贤足委员说，比起接入网方面的重复建设，铁塔和干线光缆还算不上最严重的。‘在全国建一个自己的接入网要花多少钱？’知情人士透露，大概要四五百亿元。也就是说，如今的5大运营商有4家需要自建接入网，总共2000亿元左右。而从使用的角度讲，有一个接入网就够了。

　　“此外，还有通信管道的重复建设。这一块，老百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街道挖了埋，埋了再挖。杨贤足说，和接入网一样，城市电信管道大多为当地一家电信企业拥有。面对竞争，这家企业要么不向竞争对手开放自己的管道，要么即使开放，租金也高得吓人，3年的租金就相当于新建一条管道的投入了。

　　“据了解，联通公司尽管拿到了全牌照（可以经营移动、固话等多种业务），但因为接入网、管道等原因，一直没能真正进入固话领域，而比联通更弱小的铁通，更是举步维艰。

　　“为此, 杨贤足委员建议, 首先要将电信网络资源开放写入电信法. 其次, 国家必须化优化市场竞争结构入手, 推动电信市场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 而不是现在这样的重复建设丶恶性竞争. 此外, 由于我国电信企业都是国有独资或国家资本绝对控股的, 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 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

　　这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严重浪费国家资产的行为，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可能发生吗？那时，实行全国一盘棋，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如今这些优良传统都被抛弃了，代之以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即使是同属公有制国有企业体制，也是如此。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未能同GDP增长同步提高，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年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并不存在所有经济决策都在市场经济中决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并強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避免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特别是国内的恶性竞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的产物。即使在旧中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也有行业协会代行其职，作为一个争取行业互利共赢机构出面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做的甚至比旧中国还不如。

　　当政时，曾扬言其有能力袭击三峡大埧。我们假设，他的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就这座大埧不能使用了而言，我们遭到损害的程度，也仅仅只有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指导下，政府官僚放任不管于这一项电信网络工程重复建设所受损失的几分之一。不过，国家虽然当了冤大头，官僚们的GDP政绩却一举扩大了几倍。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划算的。

　　人们现在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以为层出不穷的重复建设既然有助于提高GDP增长数字, 可能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因为各地官方几乎无一不是乐此不疲，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彩电、电冰箱等生产线就不约而同一窩蜂地引进了一百多条，其中大部分开工生产没有几年便弃置报废了。同项目比较起来，这还算好的，引进的机器毕竟还隆隆地运转了一段时期。武汉市武昌工人文化宫内，大约20年前，新建了一座能容纳1万名观众的足球场，建成启用后只举办了一场赛事，此后就一直被冷落闲置在那里。它可能创造了同类场地举办赛事最少的世界纪录。最近听说要花几亿元重建该文化宫，建设工程量中，包括拆除这座万人足球场。毫无疑问，同当年一样，又有助于提高武汉市今年GDP政绩。近来又见报道，某市刚刚花了1500万元新建的一所小学校，又准备爆破拆除了。

　　各行各业为了促进GDP增长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择手段，不顾民怨。1980年代，武汉名胜古迹黄鹤楼，重建新楼后开放，游人参观1元钱，现在则是80元了。人们今日不禁发李太白之叹：眼前有景去不得，门卫验票在上头。武汉另一游览景点磨山风景区，最近门票由40元涨至60元，引起市民们反感非议，国家统计局这两年公布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上稳定未变，你怎么涨幅高达50%？该景区发言人解释：风景区毎三年可以调整一次票价，这是本行业惯例。我区的票价8年了才调1次，比起国内同类其他景区，收费还偏低呢。至于“申遗”成功的世界级景区，票价早已售数百元了。中国人均收入与游景收费之比，大大领先于世界，门票的涨速也比全球第一的GDP增长还要快得多。除了上述破坏性的重复建设，GDP的增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CPI涨速。

　　我在青少年时代，电影票价只有均工资的8分之1弱，每月都要去享受几次大屏幕视觉快感；如今涨到2分之1強，若非有钱的亲友请客，再也不敢迈进影院之门。原来是一种普及性的大众娱乐消费，现在早已贵宾化了。

　　为了GDP，铜臭甚至熏污了原本应当是圣洁的教育领域。当年为什么要搞教育产业化？因为其时GDP难以增长了，虽然正在唱“科教兴国”的高调，但教育经费却长期低于财政支出的4%，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于是歪脑筋动到了广大青少年学生身上。所谓“义务教育”，很长一段时期，曾经有过世界上别具一格的解释：家长有义务花钱缴学费让自己的该子上学受教育。还有中国特色的“择校费”，仅官方教育局正式批准收取，可能计入GDP统计中的，就数以亿计。至于大学收费，比“产业化”前增加了多少倍？恐怕也非常惊人吧！

　　几年前曾见报载，武汉市有一所以某位党女英烈的名字命名的中学，有一学期，初中一年级新生就要分“快慢班”。以钱的有无为标准分班，缴3000元者分在“快班”，不缴此莫名之费者则分在“慢班”。有家长不满而。该校领导却振振有词：此举经过区教育局批准，属于教育改革中的新生事物。那位今天被该校用来命名的女英烈，当年闹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中国穷人的孩子能受到平等的教育，不料今天竟有党的叛徒欺世盗名，反其道而行之。这一“新生事物”，在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